大國競爭下日本企業應對“失去的三十年”的經驗及啟示

“失去的三十年”指的是日本經濟增速低迷的平成時代（1989年—2019年）。日本社會開始進入結構性蕭條，在美國“不許超越”的持續打壓之下，日本出口立國模式崩潰。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之后，日本政府試圖在確保國內物價穩定的基礎上，讓本國經濟轉向內需主導型來扭轉總需求不足的頹勢。在此期間，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金融機構不良債權增加令日本政府自顧不暇。面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日本企業不得不同時面對通貨緊縮和制造業比較優勢喪失的挑戰。日企在此期間的應對措施，值得我們研究借鑒。

一、“失去的三十年”日企面臨的生存環境

在1960年—1989年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期，依托低利率的資金配給以及有計劃的政策性投融資支持，日本社會的基礎設施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同時，依托日元升值和日本獨特的企業與工會締結的工資協定（工會主動控制工資上漲），日本成功度過了上世紀80年代的石油危機。日本的汽車和半導體制造超過美國，日本制造席卷美國市場，這導致了很大一部分日本企業形成了路徑依賴，從而喪失了在即將到來的危機中求得轉機的寶貴機會。

（一）人口減少引發日本社會總需求結構的巨大變化

日本社會生育率一直不高。社會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長率的減少和人口老齡化的增加導致日本社會的總需求曲線發生了永久性左移。資產泡沫破滅導致居民收入減少，對未來的收入增長預期普遍悲觀（日本內閣府公布的以收入增長為標準衡量的消費者信心指數顯示，1989年為50.7，1999年為40.9，2009年為36.1）。內需萎靡，企業銷售收入開始銳減。內需的減少疊加日元升值，使得日本企業開始普遍步入需求不足的困境，大量日本企業在“大水大魚”時代所熟悉的商業模式難以為繼。

（二）房地產泡沫破滅導致日企的資產負債表普遍受損

為刺激經濟增長，日本央行從1992年開始實施“零利率”。但極低的利率也沒能促進日本企業擴大再生產。原因在于，日本企業在泡沫期大舉借貸，大肆進行房地產等固定資產投資、參與股票投機，隨著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下跌，資產價格縮水導致了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大幅衰退。為了修復資產負債表，這些企業不得不將從銀行新獲得的貸款用于還貸，而這種個體的占優策略最終演化成了“合成謬誤”，加劇了日本企業經營目標從“利潤最大化”向“負債最小化”轉化，最終形成了一個不斷循環的負反饋。

（三）匯率貶值影響日本制造業企業參與全球水平分工

上世紀90年代，IT革命和互聯網大幅降低了信息處理的成本和通信成本，距離對經濟活動的限制越來越小，一些美國企業開始將服務外包向印度和愛爾蘭等國家轉移，這推動了全球制造業從垂直一體化走向水平式分工。然而，在日元貶值的大背景下，日本企業為了控制成本，不得不收縮生產線、在日本國內增設工廠，將生產制造環節向國內轉移。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日本的夏普公司（生產電器和電子產品）和美國的蘋果公司。蘋果公司采用水平一體化，將制造環節外包給中國的富士康公司，自己只保留設計、營銷、物流和品牌管理。這一生產組織方式所帶來的最終結果是，2016年4月，夏普被中國富士康母公司鴻海精密吞并，而蘋果公司卻一度躍升至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

二、日本企業應對“失去的三十年”的經驗

雖然在此期間，日本企業普遍面臨著較為不利的生產經營環境，但也有部分企業依托提升核心競爭力，不斷適應變化了的市場需求，從而成功地化危為機。

（一）及時調整策略適應居民消費趨勢性變化

對于“失去的三十年”來說，日本面臨的整體趨勢是日益來臨的老齡化社會和整體人口規模不斷減少帶來的消費萎縮，這使得日本社會的消費曲線發生了永久性左移。在這一趨勢性變化下，日本居民的消費觀念和消費需求趨向于回歸理性，更加注重產品的實用舒適與物美價廉。在此期間，零售業態中的百元店（Daiso—大創、Seria、Cando、Wat ts）、軟折扣店以及一些淡化品牌概念但更重視簡潔實用的休閑服飾（優衣庫）、家居用品（宜得利）、食藥產品（松本清）、化妝品等性價比較高的新型商業模式得到了日本消費者的認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二）在資源約束中尋找并形成新的比較優勢

面對經濟全球化分工的轉變，日本制造業企業開始向技術含量和產品附加值高的精密機械、高端電子零部件、半導體設備、存儲/邏輯芯片制造、高機能材料等行業發展。以三井財團的東芝和索尼等為代表的制造業企業基于危機感的“自我升級”一直都沒有停止，“日本制造”及“日本設計”逐步擺脫了“山寨”惡名，獲得了世界級的信譽。其中的佼佼者還有三菱重工、富士重工、豐田汽車公司、本田技研工業株式會社等。這些經驗可以總結為：在戰略層面，跟蹤國際科技前沿，學習世界先進技術，高度重視工程師培育；在戰術層面，推廣以“精益生產”為典型的先進制造模式。

（三）緊密圍繞全球產業鏈演進的趨勢進行發力

雖然日本對當時經濟全球化趨勢演進的方向作出了錯誤的整體判斷，但反應過來的部分日本企業迅速認識到了這一全球分工體系的核心本質，將制造業的服務化和服務型制造作為主攻的方向，并取得了不俗的業績。這一領域的代表性企業是基恩士。這家1974年在日本創立的小企業，自誕生以來，依靠提供能夠改善自動化制造質量與效率的解決方案，迅速在全球建成了高效的服務網絡，為世界各地的從“財富500強”制造商到小供應商提供傳感器、測量儀、數據采集儀、測量系統、視覺系統、控制系統等軟硬件產品，覆蓋汽車、半導體、電子元件、醫療、物流、商品藥品等多個行業。整體來看，日本企業迅速通過制造業服務化和服務型制造補上了起跑的短板，誕生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全球性企業。

（四）依托對外投資提高產業鏈和供應鏈韌性

資源約束一直是日本企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硬性約束。《廣場協議》簽訂后，為應對貿易沖擊，日本政府推出“黑字環流”計劃，核心目標是通過政府援助、商業貸款等手段，將日本的國際貿易盈余、外匯儲備和國內私人資本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能源和原材料行業。這標志著日本從“貿易立國”開始向“對外投資立國”轉變。在此期間，以索尼、本田等為代表的日本企業海外收入占比已經在總收入中的占比超過了半壁江山。日本企業“出海”分為兩類，一是以降低制造成本為目的的“垂直直接投資”，即產業鏈外遷；二是以獲取需求為目標的“水平直接投資”，即海外市場擴張。

（五）小企業堅持走專業化和“隱形冠軍”道路

隨著日本經濟進入下行周期，大量日本中小企業開始面臨較大的生存壓力，市場份額迅速向頭部企業集中。通過聚焦賽道、走專業化和精細化等“專精特新”道路，日本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都誕生了一批“隱形冠軍”。以制造業領域的碳纖維為例，在小絲束碳纖維市場上，東麗、帝人（東邦母公司）和三菱合計占據全球49%的市場份額；在半導體芯片領域，成就了信越化學、SUMCO、住友電木、日立化學和京瓷化學等眾多公司。在服務業領域，日本知名游戲企業任天堂，從一家做游戲紙牌的小企業發展成為全球電子游戲行業巨頭。這些企業之所以能夠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們都非常專注于所在賽道，通過創新和下大力氣攻克核心技術形成了獨一無二的產品優勢。

三、對我國的政策啟示

一是要妥善應對當前房地產市場的新局面。大環境是企業生存的土壤，房地產具有財政和產業鏈帶動性強的雙重屬性，房地產市場的下行將會傳導到企業的需求端。因此，必須要守住房地產市場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把解決爛尾樓等保交樓、保民生和保穩定工作以及妥善處置房企風險納入地方政府考核。加大保障房建設力度，出臺措施為二手房流動提供便利，逐步擴大租售同權適用范圍。引導房企走高質量發展道路，鼓勵房企推出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滿足群眾多樣化的住房需求。

二是為市場主體提供良好和穩定的融資環境。一方面，要穩妥推進資本賬戶開放，為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創造條件，大幅降低企業的負債成本，把資金“趕上”實體經濟，助力企業盡快走出“創傷期”。另一方面，要確保匯率不發生大的波動，穩步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為中資企業走出去和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提供穩定的匯率預期。

三是引導企業把創新擺在經營的核心位置。鼓勵企業要加強對市場需求的研判，及時調整產品和服務的定價策略，通過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掌握未來發展的主動權。圍繞“卡脖子”技術和關鍵核心領域，形成一批走差異化和專業化路線的“專精特新”企業，推動中國經濟新質生產力全面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