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新質生產力到達市場

在年初經濟觀察報的“新商業愿景”中，筆者曾寫道：中國制造的更高效率，是內生，而非外向，是如何高效率到達市場與人民。渠道與品牌，觀念與文化，標準與系統，規則與制度，這應該是中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起點。期望中國大市場的建設，為中國制造的發展，提供更多的機會，更高的效率。

彼時談的是愿景，如今2024年過半，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筆者對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又有了新的、更深層的觀察與思考。

中國制造與美國市場

隨著一聲槍響，特朗普的選情一下高漲，受驚嚇的不僅是美國人，還有中國的制造業企業。畢竟，特朗普在競選中曾提出，如果當選，要把中國的商品關稅提高至60%。于是，槍擊事件發生的第二周，筆者在馬來西亞調研時又見到如潮涌般的一批批中國投資客，樂壞了東南亞的地產商人。

據2024年7月26日中國一東盟外長會的信息披露，中國連續15年保持東盟最大貿易伙伴地位，東盟也連續4年成為中國最大貿易伙伴。2024年上半年，雙方貿易額同比增長10.5%。2023年，中國對東盟投資增幅高達44.6%，雙向累計投資超過3800億美元。

隨著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東盟與墨西哥成為中美兩國貿易的新節點，中國對東盟與墨西哥投資持續增加。墨西哥也代替中國，成為美國的第一大商品進口國，中國則落到第三。中美貿易總額從2021年的7556億美元，回落到2023年的6700多億美元，并有進一步下滑的趨勢。

在中美貿易額下降的同時，中國與墨西哥、墨西哥與美國的貿易額卻呈上升態勢。2023年，中國與墨西哥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約為1002.25億美元，同比增長6%。其中，中國對墨西哥出口商品總值 814.71億美元，同比增長5.7%。根據美國商務部數據，2023年美國從墨西哥進口的貨物總額同比增長5%，達到4750億美元。

墨西哥向美國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汽車、電子產品、石油產品等。中國與墨西哥貿易的領域主要集中在電子產品、工業器械、車輛及零配件等產品上。其中，車輛及零配件增速最快，2021年同比增幅72%，2022年也達到50%。這也是特朗普宣稱要對產于墨西哥的中國新能源車征收100%關稅的原因。

中國的制造與美國的市場，應當是全世界商品從制造到流通全過程效率最高的組合。但由于中美貿易摩擦，這一效率被打破。而中國企業投資東南亞，并沒有避開美國25%的高關稅。因為企業要投資第三國，需要增加投資成本、物流成本、管理成本、學習成本。當然，隨著東南亞、墨西哥供應鏈的成熟、工人管理與技能水平的提升，未來成本會進一步降低。但如果美國關稅進一步提高，中國制造業海外投資行為還會再加劇。

筆者了解有一家深度依賴珠三角供應鏈的企業，之前把投資東南亞當作企業的第五選項，現在不得不把這個選項提前，加入考察東南亞的行列。該企業負責人說，中美貿易摩擦開始之時，25%關稅由中國制造方與美國品牌商共同消化。后來國際貨柜漲到2.5萬美元一個，制造端也沒有辦法消化了，就只能由美國市場端承擔，美國消費者也習慣了漲價。但如果漲到60%關稅，雙方都承擔不了。

由于存在貿易摩擦與局部區域的熱戰，世界貿易存在巨大不確定性，原材料價格、匯率變化影響著商品制造的成本。許多把供應鏈遷出中國的外國企業，在中國以外找不到質量與價格匹配的供應鏈，還是會回頭尋求與中國供應鏈合作，特別是與有海外布局的供應鏈合作。

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它以極大的吸引力吸引著全球商品的流向。美國GDP排名世界第一，2023年人均GDP為 8.17萬美元，是中國的六倍，人均消費則是中國的十幾倍。龐大的市場容量，孕育了全世界最多的零售品牌，諸如沃爾瑪（Walmart）、開市客（Costco）、克羅格（Kroger）、家得寶（TheHomeDepot）等。全球最大的餐飲連鎖品牌麥當勞、咖啡連鎖品牌星巴克都來自美國，全球最大的電商平臺亞馬遜也來自美國。

吸納、再造并形成規模效應，美國利用其市場規模，吸收全球商品，創造連鎖經營商業模式；通過優化供應鏈及建立電子商務數字化平臺提升競爭力；通過輸出商業、管理模式及規則，實現全球大市場的資源配置。沃爾瑪全球的連鎖店超過10000家，而麥當勞與星巴克的連鎖店都達到40000家左右。當然，美國與中國，是麥當勞與星巴克最大的市場，麥當勞與星巴克在中國的零售店都超過6000家，其數量還在不斷增長，而美國另一品牌肯德基在中國的零售店則達到驚人的10000家。

中國制造看似無孔不入、化整為零、見縫插針地進入美國市場，美國的市場體系卻是本就無處不在地存在于全世界的市場、存在于中國市場。如果說中國制造有規模優勢，美國的市場體系才是真正的規模優勢。

中美貿易摩擦中，中國制造之所以“卷”，就是中國制造的優勢，僅是制造優勢，沒有市場優勢，沒有規則優勢，沒有真正的話語權。

最終而言，終極博弈還是得市場者得天下。

新質生產力需要有市場支撐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曾對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表示質疑，擔憂中國通過提升制造能力，特別是在新能源、電動汽車等領域，可能會產生“過剩產能”，進而以低價甚至傾銷的方式將這些產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國家，從而破壞全球貿易體系。他認為，這樣的做法不僅不利于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還可能引發國際貿易爭端。

今年訪問中國的美國財長耶倫，也曾在接受采訪時提及中國在電動汽車等新能源領域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中國新能源產業的快速發展是建立在技術持續創新、完善的產業鏈體系和充分的市場競爭之上的優勢，為何有“產能過剩”問題的沖突呢？

大約六七年前，很多中國企業到以色列淘技術，以色列希望把最先進的醫療技術賣給中國。當時筆者非常疑惑，美國不是全世界最大的醫療市場嗎？以色列人講，他們剛把上一代的技術體系賣給了美國，美國人還沒有回收成本呢，所以需要瞄準中國市場。

筆者曾經問過一位美國朋友，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與生物制藥是美國未來的新的競爭力，信息高速公路已經實現，而生物制藥為何沒有如預期般迅速發展？

美國朋友講，這是因為市場壟斷。在他看來，美國是一個制藥市場高度壟斷的國家，首先有非常嚴格的市場準入與專利保護制度；其次是市場經歷了長期的行業整合，大型制藥公司通過并購擴大市場份額，獲得市場主導權，同時他們通過醫藥產業鏈上下游的研發、制造與銷售，整合加強了市場壟斷；最后是利益集團的政策游說，美國醫療醫藥機構是美國政策游說投入最多的群體。

記得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有很多化妝品牌消失，是因為被跨國企業收購雪藏了。美國也有很多創新技術，也被大企業收購雪藏。大樹底下不長草，壟斷會嚴重抑制社會創新。

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曾經有一家從事發電機生產制造的會員企業，在美國設立創新總部，吸納的就是美國康明斯的退休工程師。美國工程師有很多技術創想，但在美國很難實現，原因就是市場壟斷。他們說，在中國的美國發電機，很多還是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的技術平臺，但市場上仍有高額利潤，何必投入創新、更新平臺？

高效率市場與高壟斷市場的提法是不是存在一定的矛盾關系？筆者在此不做進一步探究，還是希望簡單地從比較現象的視角觀察問題，而不是從本質上探究問題。從現象角度看，高效率是從市場的規模效應看問題，高壟斷是從利潤的角度看問題。規模與利潤需要平衡點，就是創新與商品的供給效率上需要在市場上保持平衡。如前面所講的以色列技術供給案例，如果以色列技術創新效率太快、供給太快就會破壞市場秩序，讓資本賺不到錢。所以，以色列的創新技術就必須找到新的市場去套現研發投入。

美國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市場體系，有分工、有布局、有研究，也有商會的自律。中國市場來自行業間的約束很少，經常會出現過度競爭，最后往往要通過政府強制干預的手段來抑制。如1993年紡織行業的壓錠，1997年的壓煤，2016年的壓鋼，都近乎“硬著陸”。除了紡織、煤炭、鋼鐵等行業外，改革開放后中國還經歷了其他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如水泥、玻璃、光伏等等。這些情況都表明中國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缺乏自我調節能力，缺乏自我約束機制，缺乏成熟市場機制。

在以前，中國經濟體量尚小，產能問題對全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較小。而今，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中國一旦真的出現“產能問題”，確實會影響到全球經濟供給關系的穩定。

“產能過剩”問題并非中國政府有意為之，歷史上中國政府也深受其苦。“產能過剩”問題深刻反映了市場機制與自我調節的問題，也反映了生產效率與市場效率、市場穩定性、市場壟斷的問題。

當然，一個市場究竟是效率重要，還是穩定與確定性重要，都有其邏輯。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它是追趕的邏輯，全民夜以繼日投入工作、生產，記憶深處擔憂落后就要挨打。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它需要穩定性與確定性，資本也需要穩定性與確定性回報。資本為何需要并購、壟斷？因為這些都是可控與確定性的要求。而中國變量太大，從某些角度看已經超過可控范圍，引起擔憂，應該可以理解。

中國需要調整經濟發展刺激政策

道理上講，中國擁有14億人口的龐大市場，經濟規模世界第二，應該可以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學界有很多解釋中國不能形成龐大規模市場的原因，包括消費能力、消費率、消費理念、社會保障制度、收入差距和房價等多種因素。

但筆者觀察，其中還有路徑依賴的原因。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單一消費市場，其刺激經濟的不二法門就是刺激消費，發放補貼以及提升就業率。居民有錢才有購買力，消費提升了各行各業就有機會，經濟就發展起來了。

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首先啟動的是外貿增長，通過外部市場需求帶動國內生產活動。只要投入生產就能取得經濟增長，并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路徑依賴。投入供給側，在制造業領域就是技術改造、技改貼息等等。

還有就是逆經濟周期的政府調節，即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大量供給，鐵路、公路、機場、碼頭、發電、電信、水利等等，村村通公路、縣縣通高速、市市通高鐵；網絡從2G一直升級到5G，十幾年走完發達國家幾十年、上百年的發展歷程。但隨著基礎設施密度增加，投資的邊際效應在迅速遞減。

基礎設施屬于資金密集型投入，帶動GDP增長效應明顯，但帶來的消費與就業效應減少。當然，在房地產年代，投資基礎設施會帶來土地與房地產增值，這也是資本及地方政府所偏好與特別依賴的發展路徑。

從供給側改革、高質量發展再到新質生產力等概念的提出，持續的供給側投入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特色，并已經深度嵌入到全球化的經濟結構中，其結果就是中國生產西方消費格局的形成以及中國制造對西方消費市場的嚴重依賴。中國勞動人口紅利逐步發展到工程師紅利、供應鏈與基礎設施紅利，都與中國大力投入制造業供給側有相當的關系，形成中國制造綜合的成本優勢，而這種優勢需要全球市場去承擔。

但僅靠資本投入基礎設施所產生的GDP并不能帶動就業。筆者以前寫過關于江西贛州與廣東潮州的經濟發展比較的“政府經濟現象”。2022年江西贛州全市生產總值達到4523.63億元，廣東潮州全市生產總值僅有1312.98億元，贛州的GDP總量遠高于潮州。贛州人為什么要到潮州打工，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主導的城市基礎設施與房地產模式解決不了百姓就業，相反中小民營企業眾多的潮州能吸納百姓就業、能增加百姓收入。

政府對GDP與供給側投入的偏好，在推動GDP增長的同時，也推高了地方債務。在房地產高漲的時候，基礎設施投入由不斷增長的地價補償，投入產出能夠形成正循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老百姓收入增加卻因為房價高企而沖抵，老百姓的購買力沒有因為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而相應增長。

而近年，為了彌補房地產市場低迷及出口不暢帶來的經濟發展減緩，很多地方政府把大量的資金通過地方投資平臺投入到工業園區及廠房的建設，這也還是投入供給側、基礎設施建設產生GDP的投資路徑依賴。中國如果沒有形成真正的消費大市場，經濟增長還是免不了外貿依賴與投資依賴。

讓新質生產力到達市場

近期，筆者走訪了位于廣州市黃埔區的廣州市進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這是一家專注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肥胖等慢病領域體外診斷試劑及配套儀器研發、生產的企業，擁有全球領先的化學發光檢測技術，填補了血糖檢測的空白，可以提前2年—3年預測心腦血管疾病的風險。

該公司創始人李民友博士是一位資深的醫學專家，他的理想是成立一家慢性病管理研究院，除了糖尿病及心腦血管疾病管理，還可以進一步預防與管控阿爾茨海默病、肝臟疾病等慢性病。

筆者認為這種產品是市場剛需，現下的市場即有巨大需求。李博士卻說，全國醫療機構都在反腐敗，各種審批流程太慢，先進生產力到達不了市場，企業還是要完成很多的積累才有能力實現理想。

在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員企業中，從事醫療健康行業的企業經常反映，國內醫療系統管理效能太低，審批慢，審批環節冗長低效。

筆者曾經向一家從事生產貼膏的企業建議，學習日本貼膏企業的做法，創新藥味與貼膠。該企業反饋，在中國，傳統藥創新很難，他們在包裝盒上改寫兩個字，都要花8年的審批時間，何況改良藥品的功能。

五六年前，一家從事化學氣霧劑生產的企業經過8年研發，推出一款微型多效滅火技術的產品，具有抗溶可靠、滅火效率高的特點，而且使用與攜帶方便，通用環保高效。但因為消防部門審批流程及技術標準的問題，市場推廣阻力太大而使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受限，僅能在民用市場推廣，最終該企業還是通過產品出口獲利。

有安全專家說，國內的《消防法》是強制性法律，很多技術是強制標準，但很多強制標準卻跟不上新業態、新技術發展，導致整個社會的消防產品性能相對低下。以建筑物的消防設計施工為例，消防投入占整個建筑物投入的15%—20%，但真正發生火災，整個消防系統所起的作用卻微乎其微。他特別提到，建筑物所安裝的噴淋系統幾乎沒有發揮作用。他認為可以通過創新技術，采用移動消防車方法，采用新消防劑、新消防材料，推動消防事業的高質量發展。

有一家從事游艇制造的企業，制造的游艇基本上是以出口為主。筆者問，為何國內游艇行業發展不起來？該企業認為是“過度管理”。該企業舉例，有一個城市遭遇了一次惡劣天氣，出現溺水事件，后來海事局就發布禁航通告，不允許游艇出海。該企業認為，車輛交通的絕對安全就是禁止車輛出行，將很多安全事故責任推給管理部門，管理部門就一禁了事，這都是懶政不作為的做法。該企業呼吁簡化游艇產業相關審批流程，放開運營管制，降低企業成本，才能夠吸引更多社會資本投入游艇產業。

據相關資料統計，美國改裝車配件廠家及改裝服務機構超過1萬家，市場從業人員達200萬人，每年僅汽車改裝的營業額就高達400多億美元，且美國私人汽車的改裝率已經達到了80%。中國汽車改裝市場的形成主要還是受制于法律限定與手續繁瑣。

有廣州改裝車愛好者說，如果某輛車改裝后被發現，除了要拆卸恢復原樣，以后該車每年都要年審。業界專家認為，原來國家法律限制汽車改裝，既有保障駕駛安全的原因，也有防盜的需求。現在防盜已經不成問題，汽車安全可以通過管理實現規范。專家建議，政府應出臺更多有利于汽車改裝行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如放寬改裝限制、降低改裝門檻、加強行業監管等，為汽車改裝市場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發展空間。

過度的社會管理會壓縮社會發展空間，壓縮社會活力與創造力，壓縮市場發育與需求，阻礙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國社會必須深化改革，通過建立統一的市場基礎規則，完善市場準入制度，優化新業態、新領域市場準入環境，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提高市場運行效率，增強社會活力，讓新質生產力到達市場。

社會改革與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形成

深化改革是釋放新質生產力潛能的必由之路。一方面，深化“放管服”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為新質生產力的孕育和發展提供肥沃土壤。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也將反過來推動改革向更深層次、更廣領域拓展，形成改革與發展的新動力循環。

完善要素市場的制度和規則，有利于推動生產要素暢通流動、各類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潛力充分釋放。通過培育完整內需體系，通過深化投資審批制度改革，激發社會資本投資活力，形成市場主導的有效投資內生增長機制。

美國的政策游說制度有其積極一面，即能夠充分吸納社會意見。雖然各種社會力量存在博弈，但這可以避免政策出臺出現偏差、沒有形成政策效應以及各種政策相互打架的尷尬局面，提高出臺政策的水平與社會效應。比如，零售商團體不可能允許房地產價格高企，這樣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哪怕是國防采購也要照顧中小企業訂單；制造業可能要求增加關稅，而零售業可能要求降低關稅等等。

立法機關與政府的聽證制度使政策出臺能夠吸納社會意見，使新技術、新模式、新生產力有可能成為推動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的力量。

廣東作為經濟大省，社會治理要走在全國前面，這就要求政府部門在形成經濟政策、社會發展政策的時候，要大量吸納社會意見及民間智庫反饋，出臺的政策才能得到社會擁護與支持。

廣東深圳在建市初期，國企規模少，經濟發展主要靠外資、民企，市場經濟基礎就發育起來了，市場有活力、創新創業就有活力。事業單位少，社會服務就需要靠社會力量，社會組織就發展壯大了，“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格局就此形成。

筆者調研過深圳一家協會，政府投2億元建設檢測中心，該協會就利用這個中心，與美國、歐洲市場建立互認制度。很多企業需要檢測服務，該協會就發展壯大起來，社會服務力量也被培植起來。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就是社會改革的方向，要完善協商民主體系，發揮社會組織的力量，發揮社會力量的積極性，社會才有活力。政府治理社會，需要更多尊重社會意見，發揮社會組織、民間智庫的作用，拓展社會服務廣度和深度、打通社會服務“最后一公里”，提高社會服務顆粒度，讓為人民服務落到實處。

同時，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要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

今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促進消費穩定增長。從增加收入、優化供給、減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綜合施策，激發消費潛能。培育壯大新型消費，實施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促進政策，積極培育智能家居、文娛旅游、體育賽事、國貨“潮品”等新的消費增長點。

一系列政策都旨在通過支持新型消費領域的發展，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和升級，同時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國未來社會發展的新方向，是消費型社會的建設與發展，有消費型社會的形成，新質生產力才有其存在意義。

消費型社會的核心是消費，這既要求社會有購買力，又需要生產能夠滿足日益多樣化、個性化消費需求的產品。一方面需要充分解決社會就業，減輕百姓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的負擔，那就需要大力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增強信心。鼓勵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信心很簡單，一是有市場，二是低稅收，三是得到尊重。另一方面是發展新質生產力，通過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為市場提供更多高質量、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從而滿足消費者需求。

同時，通過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只要中國的人均消費提升到美國的1/6，與中美人均GDP的1/6比相仿，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國家市場，市場規模還可以是美國的兩三倍。

有市場規模，才有市場話語權，才有規則制定權，才能夠給全世界的經濟發展提供穩定性，才能夠滿足全世界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