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進展、趨勢與政策選擇為更好地推進國企數字化轉型并發揮引領帶動作用，建議推動國資國企集中力量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掌握數字經濟發展自主權；發揮大型國企帶動作用，推動傳統產業加快數字化轉型，鞏固提升傳統發展優勢；注重通過數字化轉型提升國企經營績效和促進國有資本保值增值；促進國有經濟優化布局、調整結構，構建數字化轉型協調機制，彌合數字鴻溝。 企業數字化轉型事關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塑造國家競爭新優勢和促進高質量發展，是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必然選擇。其中，國有企業對政策導向更敏感、更有資源保障和數據基礎，而且更多承擔著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牽引、信任維持等任務，更具戰略性且具有較強的溢出效應，成為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力量。但如何評估國企數字化轉型進程，過去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定性分析和感性認識。我們基于上市公司年報文本數據和數字化轉型的特征關鍵詞，對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程度、進展、成效和趨勢等進行量化分析，得到一些有意義的結論和啟示。 國有企業重視數字化轉型并取得明顯進展 一是國企數字化轉型比例不斷增長、轉型程度穩步提升。以上市國有企業為樣本，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國企比例從2007年不足半數增長至2022年超過95%，同時，國企數字化轉型程度從2008年的0.59上升至2022年的3.13，在15年間實現了超過5倍的提升。與此趨勢相適應，國企數字化轉型的內容逐漸豐富，轉型層次從局部突破轉向全面覆蓋。2007年，國企年報中僅包含54個數字化轉型相關詞匯，且主要為“信息化”“一體化”“數字化”等較為籠統的詞匯；2022年，相關詞匯已擴展到153個，并且涉及“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更為具體和專業的詞匯。 二是國企數字化轉型從數字產業化向產業數字化擴散。國企數字化轉型早期更多表現為數字產業化，轉型程度較高的是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互聯網和相關服務等數字行業。隨著數字技術發展以及與傳統產業的融合，產業數字化趨勢顯現，建筑安裝、道路運輸、裝卸搬運和運輸代理業、貨幣金融服務等行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顯著加深。但需要注意的是，傳統農業、食品制造業以及采礦業等低附加值產業和資源依賴性產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始終未有提升。 三是國企數字化轉型呈現顯著的地區差異，東部地區的企業數字化程度更高，但地區差異逐漸縮小。國企數字化轉型領先省市主要集中于廣東、上海、安徽、江蘇等東南沿海和長江沿線地區，西部地區和“山河四省”的國企數字化轉型速度也逐漸加快，但轉型平均水平依然落后于先發地區。隨著各省份國企數字化轉型進程的持續深入和后發追趕，2022年，省份間的數字鴻溝程度（28.5%）相較2007年（58.5%）已縮減一半。 四是相比民營企業，國有企業更注重數字技術的整體布局和中長期發展。國企主要以數字化生產和數字信息管理等長期性布局作為轉型目標，表現在年報中的代表性詞匯以“數控”“信息中心”“集成化”等為主；而民企偏向通過數字化商業和智能化應用來提升經營績效，年報中的代表性詞匯為“電商”“智能制造”等。這表明，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相對更重視服務國家戰略和行業整體發展，因而更關注提升數字基礎設施布局的深度和廣度。 國企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因素和成效 從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因素看，不斷深化的數字化發展趨勢、城市的經濟社會特征、企業自身的財務因素和公司治理水平均是驅動國有企業轉型的重要動力。我們用夏普利值分解法將所有解釋變量對整體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解釋結果拆分為各個解釋變量的貢獻，發現時間趨勢、城市經濟特征以及公司財務特征分別占到總解釋力的51%、23%和18%。可見時間趨勢是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驅動力。 我們選取可持續增長率、資產收益率和成本收益率分別衡量企業的成長能力、盈利能力，以考察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結果發現，民營企業的數字化水平每增加1%，則導致成長能力平均增長17.0%、資產收益率平均增長14.3%、成本利潤率平均增長9.6%；地方國企數字化水平每增加一個單位，則導致企業成長能力平均增長9.4%、資產收益率平均增長11.5%、成本利潤率平均增長5.4%；但數字化轉型對中央企業經營績效未體現出顯著的促進作用。 我們分析，這是因為央企的數字化轉型目標更側重于長遠發展，往往將數字化轉型視為實現國家戰略和行業發展目標的重要手段，而非僅僅為了提高短期財務績效。此外，由于央企更多聚焦數字基礎技術研發和整體布局，短期內也難以產生經濟效益。 就全要素生產率而言，數字化轉型對民營企業主要表現為短期效應：數字化水平每增長1%，民營企業的當年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增長0.17%；從中期看，滯后四期的數字化轉型水平對民營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不再具有正向提升作用；數字化轉型對中央企業在短期和中期全要素生產率均有顯著提升作用：數字化水平每增長1%，中央企業當年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增長0.26%，滯后四期的中期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增長0.32%；數字化轉型對地方國企的全要素生產率尚未表現出顯著提升作用。 我們認為，這是不同所有制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戰略不同所導致的。央企的數字化轉型目標更側重于長遠發展，側重于數字技術的研發、數字生產的布局，可以更持續地為企業改善生產力。而中央企業和地方國企的差異，與兩者重點關注的數字化轉型方向有所不同有關——中央企業更注重云計算和人工智能技術，而地方國企則相對重視大數據和區塊鏈技術。由于數據要素市場尚不完善以及企業“重自動化、輕數字化”導致數據采集率不高等因素的制約，數據要素效能目前尚難以釋放，使央企數字化轉型方向更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國企數字化轉型面臨的三個挑戰 綜上分析，國企數字化轉型面臨的挑戰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國企較多布局的傳統行業數字化轉型相對較慢。數字化轉型主要集中于高附加值和高技術行業，而農業、漁業以及采礦業等低附加值或資源依賴性產業的數字化水平還較低，轉型相對滯后。由于歷史原因和存量國有資本調整較為緩慢，國有企業仍較多地布局于傳統產業，在數字化程度高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偏少。隨著數字經濟深入發展，行業間的差距加劇，傳統行業的利潤空間被壓縮、競爭優勢被弱化。如果不能趕上數字化轉型的浪潮，傳統行業的生態位將會進一步惡化。較多布局于這些行業的國有企業不僅可能掉入數字化轉型陷阱，甚至會影響和制約其高質量發展。 二是國企數字化轉型的經濟效益有待進一步釋放。與民營企業聚焦于提升企業經營績效等短期收益目標不同，國企數字化轉型更重視服務國家戰略和行業發展，重點發揮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引領帶動示范作用，因而往往聚焦于提升數字核心技術研發、數據治理等長周期目標的實現，對企業經營績效的提升作用在短期內并不明顯，有時甚至帶來額外的成本和支出負擔。在國企績效考核的嚴格約束下，這會影響甚至制約國企數字化進程。 三是國企彌合地區間數字鴻溝的積極作用仍有待發揮。數字鴻溝相當程度上與基礎設施布局、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等相關。數字基礎設施很大程度上由國企主導，國資國企的布局結構對地方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也有重要影響。因此，國有企業還要進一步通過優化空間布局結構、自身數字化轉型及示范引領等工作，在彌合地區間數字鴻溝上發揮積極作用。 進一步推進國企數字化轉型的四點建議 數字經濟已經邁入全面擴展期，為更好地推進國企數字化轉型并發揮引領帶動作用，建議重點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第一，推動國資國企集中力量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掌握數字經濟發展自主權。數字化技術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技術底座，事關國家競爭新優勢。國資國企應更積極主動響應國家號召。一是推動“中國電科”“中國電子”“中國信科”等關鍵央企聚焦集成電路、基礎軟件、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卡脖子”關鍵領域，集中力量增加投入，促進產學研用協同，推進數字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二是統籌分散于三大電信運營商等相關國企的數字能力和數據資源，組建“中國數據集團”，布局和發展數字產業，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注入數字化新動能。三是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規律和創新特點，重點在資金投入、考核體系、人才激勵等方面清除制約國企創新發展和數字化轉型的體制機制障礙。 第二，發揮大型國有企業示范帶動作用，推動傳統產業加快數字化轉型進程，利用數字化鞏固提升傳統發展優勢。一是立足國有企業大量布局的傳統產業，把握技改需求、數字化轉型空間巨大的特點，政府引導、企業主導、社會參與，共同推動資源依賴型等傳統行業的數字化發展。二是促進三大電信運營商等相關國企支持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傳統制造業融合發展，為實施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發展行動、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戰略、智能制造工程和數字化綠色化協同轉型發展行動計劃提供基礎支撐，降低相關行業的數字化轉型門檻。三是發揮包括大型國企在內的龍頭骨干企業以及數字協同平臺等公共服務平臺的賦能作用，組織專項工程加快裝備數字化發展，提升“上云用數賦智”水平，帶動數字化后發行業數字化改造。四是開展數字化示范項目，打造數字化發展的標桿企業，發展一個、帶動一批；發揮大型國企龍頭帶動作用，加快產業數字化轉型，促進國有經濟主導的傳統產業都能從數字化轉型中受益，釋放數字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作用。 第三，注重利用數字化轉型提升國企經營績效。從中長期看，國企完全可以利用數字技術開發、數字生產流程優化等前期整體性布局工作，持續提升經營績效和促進國有資本保值增值。一是推動數字技術與業務流程深度融合，建設企業級數字化平臺，整合各類業務系統，實現數據共享、業務協同和“降本增效提質減存”。二是促進國企數據資產入表和要素化發展。通過國企數據要素應用場景多元化，積極推動數據資產化工作，以高質量數據資產驅動降本增效或創新業務模式。三是創新面向數字化轉型的考核機制，在“一利五率”考核要求的基礎上，設計差異化、特性化考核目標和考察期限，建立基于長期主義的數字化考核體系。 第四，優化國有經濟布局結構，構建數字化轉型協調機制，彌合數字鴻溝。地區和行業間的數字鴻溝問題長久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數字基礎設施在空間和產業布局上的不均衡。在區域層面，要發揮好國企“新基建”建設主體和國有資本引領投資導向等作用，鼓勵中央企業結合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統籌布局數據與算力基礎設施，深化央地合作模式，通過“東數西算”等重點工程形成跨地區、跨領域合力，優化數字化區域布局，縮小地區之間的數字鴻溝。在行業層面，要發揮國有資本的戰略性、長期性作用，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基礎性行業增加數字基礎設施投入，“打點、連線、結網”構建系統性行業數字化發展格局，通過行業數字化賦能、不同產業協同發展、跨界融合發展等方式彌合行業間的數字化差異，促進后發地區產業數字化轉型。此外，加快公共服務等領域的數字化轉型和應用，重視發揮國企的需求牽引、開放應用場景和示范引領等作用，激發上下游企業數字化轉型需求，帶動相關企業加快數字化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