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動能轉換，如何應對國內需求不足？

到底是什么導致了國內需求不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總需求不足的問題，但是應該把總需求不足帶來的問題與總需求的起因區別開來，就業、財政、消費、地方債務風險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總需求不足以后才帶來的。

劉世錦在9月21日舉辦的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上表示，引起總需求不足的原因是，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對需求的影響明顯，這部分人可以釋放較大規模、較長時間的需求，從而為經濟中速增長提供比較長時間的支撐；相反，如果收入差距比較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比較小，消費潛力就是有限的，釋放到一定程度以后，增長就會明顯減速，導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滯或后退的困境。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有三個深層原因：第一是過去發展方式慣性的作用，此前面對經濟沖擊時往往采取“擴大投資和出口”來對沖經濟下行壓力，但隨著基礎設施投資空間收窄、地方債務不斷累積，項目的投資收益持續下降；第二是房地產市場的深度調整帶來的需求收縮效應，今年全年銷售額可能只有9萬億元，雖然新興產業，諸如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設備增長強勁，但在新動能轉換過程中，短期內難以彌補房地產市場收縮帶來的缺口；第三是資產負債表受損影響了消費和投資預期，對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有比較明顯的收縮效應，消費更加謹慎而且有更強的儲蓄動機，此外企業負債也影響到了投資能力和意愿，資產修復還需要一個過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蔡昉認為，盡管大家都在希望中國經濟盡快回到原來的軌道上，還是要先厘清要回到什么樣的軌道。

蔡昉表示，前30年中國經濟增長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那時候有大量的后發優勢，其中就包括人口紅利，但是在2012年之后，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就是經濟增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現在想回到“中高速”是沒有問題的。

蔡昉進一步指出，現在要重視的一個問題是經濟實際增速與潛在增速之間的差別變大了，實際增長速度和潛在增長速度的差別就是需求側，趨勢上這種差別會加大，因此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消除這個差別，核心是需求側的制約要被打破。

蔡昉建議，人口紅利概念可以擴展，在人口老齡化之下必須挖掘新的人口紅利，同時政策的施力對象應該從投資者和企業轉向家庭。

“改革往往被認為是慢變量，遠水不解近渴。事實上，在改革工具箱內，能夠找到不少增長導向、有立竿見影之效的舉措，產生‘今晚公布，明早漲?！亩唐谛?。”劉世錦建議，即使那些中長期見效的改革，如能盡早啟動和推進，也能形成積極預期，對短期穩增長發揮正面作用，應該推出一攬子刺激加改革的經濟振興方案，實質性擴大終端需求，帶動經濟回歸擴張性增長軌道。

“以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為主籌措資金，在一到兩年時間內，形成不低于10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規模?！眲⑹厘\表示，與2008年不同的是，這次重點是補上基本公共服務的短板，以往重點是物質資本投資相比，這次的重點是人力資本投資；這一刺激計劃在微觀層面重點帶動消費，同時也在一定幅度上帶動房地產、基建、服務業等領域投資，實質性地擴大內需。

在貨幣與財政政策方面，王一鳴建議，當前融資需求不強，不能簡單地實施寬松貨幣，更重要的是切實降低資金成本，同時適度增加赤字率，配合發行債券，實現降低利率，現在美聯儲超預期降息50個基點，也給中國的宏觀政策提供了更多空間。

在當天的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于澤代表課題組發布《CMF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報告指出，2024年三季度宏觀經濟運行總體保持復蘇態勢，在四個維度上表現為：盡管經濟溫和復蘇，但總需求不足并出現分化；三大主體喜憂參半，仍需恢復；金融和化債壓力較大；新舊動能積聚。

對于如何保持四季度經濟穩定，報告建議，在改革維度上，要用好三中全會改革紅利同時要突出重點，進一步強化市場作用。于澤表示，在這輪改革過程中，很多問題來自于目前部分領域市場功能不足，所以未來急需加快市場能力建設，尤其是做好要素市場化配置工作，強調民營企業在經濟轉型中的位置。

“逆周期政策上，要進一步強化積極的財政政策?！庇跐蓮娬{，可以適當將明年的年度財政政策提前，一是提前發行1萬億超長期特別國債，進一步對“兩新”加大補貼，貨幣政策上加強協調；二是貨幣總量上，繼續通過降息、降準來降低金融機構的融資成本；三是進一步擴消費，應該將擴大一二線城市消費作為核心著力點，可以考慮以家庭為單位來進行個人所得稅的繳納，這會降低家庭的整體負擔；四是，進一步增強政策的協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