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作為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推手，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基礎性投入支撐技術突破，資源配置優化市場預期，風險分擔機制激活創新生態。
中央財政持續加大科技投入，完善經費分配機制，全力支持關鍵核心技術攻關。2025年中央本級科學技術支出安排3981億元，同比增長10%，將直接服務于芯片、量子計算等“卡脖子”領域，填補市場初期研發投入的不足。這種投入不僅降低了企業的試錯成本，更通過公共研發平臺的建設，形成技術外溢效應，為未來產業奠定基礎。
財政工具往往能通過信號傳遞引導社會資本流向，并降低社會資本投資初創型企業的風險。政府采購對新興技術產品的優先采用，既為創新企業提供初始市場，又向投資者釋放政策支持信號，形成“需求拉動供給”的正向循環。此外，新興產業往往面臨技術不確定性和高投資風險。財政通過設立政府引導基金、稅收抵免等方式，可以與社會資本共擔風險。例如，對人工智能企業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進行提升可以顯著降低企業創新成本，吸引更多民間資本入場。
藍佛安提出的“稅收激勵+政府采購+投資基金”組合拳，本質上是通過需求側牽引、供給側激勵和資本端撬動的“三維驅動”，但不同工具在效能與應用場景上存在顯著差異。
首先，稅收激勵是激發微觀主體活力的“雙刃劍”。其突出優勢在于針對性減免（如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稅率優惠）能直接提升企業利潤空間，尤其利好中小型科技企業。初創企業的前期研發成本較高，利潤空間有限，通過稅收減免的方式，可以更好地釋放其利潤空間，將更多資金用于后續研發等投入，促進科技創新和技術成果的轉化。不過另一方面，稅收優惠的“普惠性”可能導致一些政策套利行為。部分企業可能通過包裝“偽創新”項目獲取補貼，反而擠占真正創新資源的分配。此外，長期過度依賴稅收減免可能影響財政收入可持續性，需與稅基拓寬政策配套實施。
政府采購則是需求側拉動的“市場孵化器”。政府作為“首購用戶”，可幫助創新產品跨越“死亡之谷”。例如，國產大模型企業在政務云服務領域的訂單，不僅有助于驗證技術可行性，還可通過規模化采購攤薄成本，加速商業化進程。然而，采購標準與市場真實需求的匹配度是關鍵難點。若過度強調“國產”或技術參數，可能導致產品脫離市場需求。此外，地方保護主義可能扭曲采購公平性，因此需強化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最后，投資基金是資本杠桿的“放大器”與“風險緩沖墊”。政府引導基金通過“母基金+子基金”模式，可帶動上下游投資，撬動數倍的社會資本。但同時，基金運作效率往往受管理能力影響頗深。若決策機制僵化或退出渠道不暢，可能沉淀大量低效資產。此外，過度追求短期回報可能偏離扶持早期技術的初衷，因此需建立容錯機制與長期考核指標。
通過稅收激勵降低企業成本，通過政府采購創造市場空間，通過投資基金注入擴張資本，三者形成“研發—量產—規模化”的全周期支持鏈條。例如，高新技術類中小初創企業初期可以通過稅收優惠降低研發成本，中期獲得政府采購訂單實現產品迭代，后期借助政府引導基金引入戰略投資者，最終完成技術商業化閉環。
財政工具組合優勢顯著，但在實施過程中仍面臨一定制約，例如：政策協同性與碎片化的矛盾；短期見效與長期投入的矛盾；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邊界。當前稅收、采購、投資政策分屬不同部門管理，易出現執行標準不一、申報流程冗雜等問題。建議考慮通過建立跨部門協同機制的方式，例如將“人工智能+”專項行動的財政支持方案整合為“一攬子”政策包，減少企業協調成本。與此同時，未來產業培育周期長，而財政預算存在年度約束，可考慮借鑒“滾動預算+中期財政規劃”，對重點領域實施5—10年資金引導及支持，穩定市場預期。此外，過度依賴財政工具可能扭曲市場信號。例如，政府采購若長期偏向特定技術路線，可能抑制多元化創新。因此，需建立動態評估機制，在技術成熟后逐步退出補貼，讓市場機制發揮主導作用。
未來產業的競爭本質上是制度創新能力的競爭，通過財政工具組合打破技術、資本與市場的邊界，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構建“共生”生態，可以為未來產業拓寬發展空間。
中國拓展投資的新空間在何處？
在近日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5年年會上，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韓文秀表示，中國拓展投資還有很大空間，并表示“擴大內需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期戰略”。這是在“兩個大局”深度互動時代背景下做出的重要戰略抉擇，是構建中國特色大國經濟框架的關鍵環節。當前，政策層面已經圍繞提振消費做出相應部署，從全方位擴大內需的角度看，還要繼續發揮好投資的關鍵性作用。
從發展階段看，我國擴大投資的潛力和空間依然巨大。立足“國之大者”和“十五五”發展需要，擴大下列領域投資既有必要，也有空間。
一是新質生產力投資。這是最具成長性的投資領域，也是贏得未來競爭的關鍵所在，既包括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投資，也包括備受關注的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投資。可以預見，“十五五”時期量子科技、人工智能、低空經濟、航空航天等新領域新賽道的投資規模有望保持快速增長。
二是新型城鎮化投資。有別于以房地產為主的城市規模擴張投資，“好房子”建設、城市更新、提升人居環境和安全韌性水平等將成為未來投資重點。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投資司公布的測算結果，未來5年我國城市燃氣、供排水、供熱等城市地下管網等“里子工程”改造投資需求約為4萬億元。
三是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和老舊基礎設施更新。為了更好適應和支撐智能時代的發展，適度超前布局新型基礎設施將引領新一輪基建投資，比如數字基建、綠色基建將迎來高速發展階段。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仍然存在較多短板和薄弱點亟待解決，聯網、補網、強鏈和更新換代將有所提速，同時，基礎設施將步入老化周期，基建“大維修”也蘊含巨大投資空間。
四是民生投資。未來十年是我國補齊民生短板、推動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環的關鍵時期，必須加大“投資于人”的力度，比如通過增加投資改善提升消費環境、提升智能時代的人力資本、增加“一老一小”服務設施供應等。
值得關注的是，以上領域投資多數并不天然具備市場化投融資的條件，加上經濟周期性因素影響，投資潛力并不會自動釋放和實現。從投資領域自身特點看，不管是城市更新還是基礎設施建設，抑或是民生投資，均具有濃重的社會性、公益性色彩，存在經濟效益不直接但社會效益明顯、短期收益不多但中長期效果明顯等特征，在缺乏足夠政策誘因的情況下，社會資本進入的積極性不高。同時，發展新質生產力重在探索未知，尤其是科技創新方面，存在投資周期長、項目風險高等特點，而我國金融體系以間接融資為主，這在客觀上增加了其融資難度。從大的宏觀環境看，受經濟發展階段和周期波動影響，投資回報率總體走低、社會投資意愿不足等是近年來制約投資增長的重要因素，而一些具有較好投資回報前景的領域，目前還存在著一定的投資壁壘。同時，多數“投資于人”的事權在各級地方政府，在一些地方財力緊平衡、債務壓力大、缺乏足夠經驗等情況下，地方政府投資積極性以及對社會資本的帶動作用有所弱化。
針對上述問題，根本之策是要以更長遠的戰略眼光，解放思想、創新思路，持續釋放投資和經濟潛能。關鍵是要通過深化改革和機制設計，打通各類堵點卡點問題，切實調動各方面投資積極性，將潛在投資空間轉變為現實經濟中的投資增長。
首先，做實做細放寬市場準入方面改革，建立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的利益共融機制。既要深化服務業體制機制改革，專項清理不合理的服務業經營主體準入限制，激發民間資本投資活力，大規模釋放服務業投資潛能；也要加快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能源、鐵路、電信、水利、公用事業等行業自然壟斷環節獨立運營和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通過利潤控制等機制設計吸引社會資本進入更多公用事業和民生領域，用好市場機制實現更多社會功能。
其次，統籌功能性和盈利性，建立與新形勢下投資相適應的金融體系，為國家重大戰略和重點領域提供融資支持。既要通過優化考核體系、創造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等手段，為金融機構平衡功能性和盈利性提供機制保障和貨幣條件支持；也要深化多層次市場體系錯位發展，提升對新產業新業態新技術的包容性，著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加大產品和服務創新力度更好滿足多元融資需求。
最后，還需要加快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提高各級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盡快明確增加地方自主財力、優化支出責任配置的具體辦法并落地實施，形成央地協同推進民生投資的格局，及時總結和推廣各地“投資于人”的成功經驗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