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再工業化”難以實際推行
“對等關稅”背后的邏輯是，如果能收取大量關稅，短期內就能增加財政收入，長期而言能夠降低國內所得稅稅率，促使企業回到美國建廠推動美國再工業化。這也是該政策得到一部分美國底層民眾支持的原因。
或許美國政府認為，來自其他國家的商品，尤其是廉價商品，導致了美國制造業空心化或者去工業化。但他們忽略的是，這些商品同時也有助于美國控制通貨膨脹，對美國消費者來說，它們降低了物價。經濟學研究者們發現，盡管在過去數十年，美國中產萎縮，但他們的生活水準并沒有降低，這和美國進口大量物美價廉的商品有關。
同時，雖然美國進口的商品多于出口，但是美國在服務業、“美元霸權”、知識產權出口等領域也獲得了巨大利益。實際上，服務業——包括金融、旅游、工程、醫療等多個領域——構成了美國經濟的主要部分。2024年，這些服務出口為美國帶來了超過1萬億美元的收入。很多受到美國商品關稅打擊的國家與美國之間在服務貿易上存在逆差。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這些國家包括加拿大、中國、日本、墨西哥以及歐洲大部分地區。
美國政府所期望的“再工業化”的計劃更是難以推行。在上一波全球化過程中，為了節約數倍的成本，一些美國公司把業務遷移到中國等國家，在那里生產產品，再出口美國。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計劃“再工業化”開始到拜登政府，為了避免受到美國對中國進口關稅的影響，這些公司開始在越南或印度建廠。但現在，美國政府也要對越南和印度等幾乎所有國家征收高關稅。盡管這樣，這些公司依然很難如預期的那樣，把生產遷移回美國，因為對這些公司來說，美國的生產成本依然過于高昂。
不過，人們更擔心“對等關稅”會導致美國經濟的衰退甚至另一場“大蕭條”。按照經濟學家們的粗略計算，“對等關稅”會使美國平均關稅稅率達到約22%，這將是190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超過1930年的《關稅法》。1930年《關稅法》，又稱《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提高了輸美數萬種商品的關稅。經濟學家們認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當時實際上引發了一波外國報復浪潮，使世界陷入了更深的大蕭條。法案實施后到1932年，美國從歐洲的進口額從13億美元下降到3.9億美元，而對歐洲的出口額則從23億美元下降到7.84億美元。
美國的經濟學家們擔心美國會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由于美國的進口約占其消費的10%，依據計算，大約25%有效關稅可能會使消費者物價上漲2.5%，到了2025年年底，通膨率將會超過4%。
“對等關稅”給世界帶來巨大不確定性
世界各國也已經感受到了“對等關稅”帶來的巨大沖擊。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表示，關稅將使全球經濟“遭受重大損害”。如果有足夠的意志，歐盟是有能力反制的。例如，歐盟可以利用限制美國服務進入歐洲地區的工具，作為施壓的手段。其中最極端的措施可能是“反脅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ACI）。這個工具允許歐盟對貿易伙伴采取“各種可能的反制措施”。這些措施可以包括征收關稅、限制服務貿易以及限制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這可能會影響美國一些科技巨頭。
此外，亞洲也將受到來自“對等關稅”政策的劇烈沖擊。長期以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一直是亞洲很多發展中經濟體擺脫沖突、危機或貧困，走向經濟繁榮的重要途徑。最新關稅不僅影響著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發達經濟體，也將使柬埔寨和孟加拉國等仍在尋求這一道路的欠發達國家前景更加黯淡。例如，美國是柬埔寨服裝和鞋類最大的出口市場，現在美國要對柬埔寨征收49%的關稅。作為小國，柬埔寨馬上就面臨生存的壓力，而不僅僅是經濟危機。
對各國而言，當前最大的不確定性在于，美國“對等關稅”究竟是談判策略還是長期措施？關稅對本國經濟的實際沖擊會是怎樣的？應該采取何種措施予以回應？
不管怎樣，可以預見，各國的反應會是很不相同的。關稅摩擦背后是國家之間實力的較量。那些沒有力量和美國較量的，就會選擇投降；那些繼續想從美國得到一些好處的，就會選擇妥協；那些安全上不得不依靠美國的，就會（不得不）選擇合作；而那些有力量與美國較量的，就會選擇以牙還牙。
中國有條件和經驗進行應對
從歷史經驗來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因為關稅而致富，也沒有一個富裕的國家因為關稅而繼續保持繁榮。對于“對等關稅”政策所能造成的局面，我們需要對其博弈的每一步進行冷靜觀察。
在這個領域，較之任何國家、任何時候，中國更有條件和經驗來作出理性的決策，保持定力，不為外部所干擾，而根據自己的既定路線追求進步。自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開始至今，中國企業和國家力量表現出強大的韌性。中國在這些年摸索出了很多在正常的國際環境下可能探索不到的經驗，彌足珍貴。
第一，我們不再假定一個開放市場是永恒的，絕對不能走“采購”立國的路線。此前，一些人和企業深受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影響，認為企業和國家的發展可以依靠國際市場。“既然可以在國際市場采購，為什么還要自己生產”是當時很多人的主流思路。而今天，這樣的經濟思維在中國幾乎已經沒有受眾了。
第二，核心科技等不來，還得靠自己。對任何經濟體而言，在經濟發展的早期，的確存在著大量現存技術可以使用的情況，即發達國家技術的應用和擴散，也就是經濟學中所謂的“后發優勢”。但經驗地看，“后發優勢”只會在一個國家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發展階段發生作用，之后“后發優勢”的弊端會越來越顯現。很多年來，中國就面臨這樣一個局面。當中國開始趕超美國的時候，美國就對中國在高科技上“卡脖子”和在經貿上“脫鉤斷鏈”。正如很多人所觀察到的，美國的這種政策反而促成了中國在科技上的自強自立。
近年來，中國在許多關鍵技術領域有大量的投入。有投入就有回報，最近杭州“六小龍”現象表明，中國正在進入科技引領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在全國范圍內，類似“六小龍”那樣的企業只是冰山一角。中國技術發展路徑和亞洲早些時候的日本和韓國類似。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通過現存技術的應用和擴散而追趕發達國家，在發展數十年之后，積累了足夠的技術知識，就開始轉向從0到1的原創。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結合中國目前的技術積累水平，這個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勢必觸發企業層面原創技術浪潮的來臨。而一旦整個經濟體轉向原創階段，那么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的“卡脖子”和“脫鉤斷鏈”等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就會減弱。實際上，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等發達國家可能在很多領域反過來會依賴出自中國的原創性技術。
第三，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挖掘和拓展內部發展空間。中國是一個具有14億人口、4億中等收入群體的大市場，但還需要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一旦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那么更多的發展潛力就能夠被釋放出來。近年來，通過行政體制和市場機制的改革，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已經被提上日程。近年來，長三角一體化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經驗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只不過改革的力度還可以更大更有力。
第四，開放是發展的前提。上個世紀，美國的開放政策促使其形成了多個地域嵌入型的世界性經濟樞紐，包括舊金山灣區和紐約灣區等，這些地方幫助美國吸引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優質資本和技術。如今，當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開始推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時候，中國接過了“自由貿易”的大旗。當前中國踐行的高水平開放具有三方面的內容：一是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制度型開放，二是自主的開放，三是單邊開放。中國有能力通過高水平開放重塑國際貿易格局和貿易體系。
第五，經濟科技領域的內部改革和外部開放的必然結果是一個現代產業體系的形成。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現代產業體系需要具備“全”“大”“多”“密”“強”五大特征。在19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毅然”放棄了制造業，而把重點轉向金融業。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錯誤。盡管倫敦擁有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金融城”，但英國則失去了制造業。當一個國家不再制造，迎來的便可能是這個國家的衰落。這也為后來英國脫歐埋下了種子。美國也如此，二戰之后，美國成為世界制造業最強國。但和英國一樣，里根革命推動金融全球化，美國的資本帶著美國的制造業流向了世界各地。在短短數十年時間里，美國“去工業化”，制造能力大幅削弱。
一旦我們意識到關稅摩擦背后拼的是經濟的韌性，那么構造這樣一個現代產業體系必然會成為國家發展下一步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