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對美國“對等關稅”

近期，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對全球主要貿易伙伴實施“對等關稅”政策——對所有貿易伙伴加征10%的“最低基準關稅”，對中國、歐盟、越南等與之貿易逆差較大的經濟體加征額外關稅。該政策的稅率計算過程如同兒戲，名為“減少美國貿易逆差”，實乃特朗普政府單邊主義邏輯的延續，試圖通過關稅杠桿迫使國際資本回流美國、重塑全球產業鏈。

這一政策引發全球市場劇烈震蕩，全球主要股指顯著下挫，國際油價跌至低位，半導體、汽車等行業遭受沖擊。歐盟、中國、加拿大等主要經濟體迅速回應，警告將采取反制措施；東南亞部分國家因產業鏈轉移成為“重災區”……全球貿易體系面臨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最嚴峻的挑戰。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我們必須保持戰略定力，堅定信心，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不動搖，繼續推動全球經濟朝著更加包容、更加開放的方向發展。

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具有三重必然邏輯

一是貿易保護主義不可持續。特朗普政府以“對等關稅”為幌子，實質推行“經濟民族主義”，試圖通過制造貿易摩擦達成三重目標：轉移國內矛盾，爭取“鐵銹地帶”選民支持；遏制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發展，維護技術霸權；重構全球產業鏈，迫使企業將生產環節轉移回美國。然而，這種“零和博弈”思維嚴重破壞全球產業鏈穩定，無論是歷史案例，還是研究機構的定量估算結果，都顯示關稅壁壘不僅無法解決美國制造業空心化問題，反而會損害美國消費者利益，是不可持續的。

二是中國產業鏈韌性已顯著提升。特朗普政府妄圖通過提高貿易壁壘、限制技術流動，遏制中國產業升級。但中國不斷鍛造自主可控的產業鏈韌性，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突圍路徑。一方面，中國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不斷增強，成為帶動產業升級的“強力引擎”。例如，在半導體領域，寒武紀自主研發的AI芯片性能出色，廣泛應用于自動駕駛、智能家居、智能醫療等領域。在新能源領域，寧德時代自主研發的各類電池技術成果斐然，有力推動新能源技術在多行業落地應用，帶動電池材料研發等相關產業協同發展。另一方面，中國不斷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力度，為國家創新體系提供充足的“源頭活水”，推動中國持續取得基礎研究新突破。例如，在量子計算領域，“本源悟空”量子計算機上線運行，搭載72位自主超導量子芯片和首個量子計算機操作系統。在腦機接口領域，完成全球首例介入式腦機接口傳感器血管內取出試驗，為臨床應用奠定基礎。

三是中國已進入制度型開放新階段。近年來，中國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制度型開放新格局。首先是以自貿試驗區建設為牽引。目前全國已形成22個自貿試驗區“雁陣”，在多個領域先行先試。例如，在上海自貿試驗區推出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在北京、海南等四地開展增值電信業務對外開放試點等，為全國制度型開放提供寶貴經驗。其次是主動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我國以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為契機，推動多領域規則相通相容。《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已實施三年，為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注入強勁動力。最后是持續優化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通過深化“放管服”改革，我國營商環境在全球的排名不斷提升。法治化建設成效顯著，出臺《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實施辦法》，保障各類經營主體享有公平的競爭環境。加速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修訂《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將限制措施減至29條，全面取消制造業外資準入限制，持續破除準入壁壘。

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要把握好三對關系

一是把握好改革與開放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改革越深入，對開放的水平要求就越高；開放水平越高，對改革的促進作用就越大。一方面，要以改革保障制度型開放。通過深層次改革破除制約深化對外開放和高水平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優化升級監管體系，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另一方面，要以對外開放促進改革。繼續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等領域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進一步推動服務業有序開放，加大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度。

二是把握好開放與安全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越是開放越要重視安全”“要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開放和安全，增強在對外開放中維護國家安全的本領”。對外開放不是無底線的妥協，要堅守安全底線。一方面，要提升監管能力。轉變監管理念和管理方式，強化對金融、數據等敏感領域動態監測和預警能力，完善外資安全審查、出口管制合規等制度，確保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另一方面，要提升風險防控能力。以高水平自主創新突破“卡脖子”技術瓶頸，積極參與新興領域國際規則、技術標準制定。充分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獨特優勢，先行開展壓力測試，為全國其他地區積累經驗。

三是把握好國內與國際的關系。在國內，進一步激發消費市場內需潛力，打造應對外部沖擊的“穩定器”。我國擁有全球最大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要進一步提振消費，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完善收入分配機制，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增強居民消費信心。在國際上，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進一步拓展國際合作空間。加快建設綠色絲綢之路和數字絲綢之路，搭建開放包容的國際合作平臺。以“硬聯通”夯實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規則標準“軟聯通”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以“心聯通”將發展成果轉化為共建國家人民的獲得感。

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是過去一段時間內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蔓延的典型縮影。其出現，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但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開放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是各國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從長期來看，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以關稅壁壘阻擋開放潮流的舉動終將失敗。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中國應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戰略定力，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不動搖，繼續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更多穩定性和確定性，維護開放合作的國際環境，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正確方向發展。

美國關稅訛詐的邏輯、影響及應對

美國不僅對中國加征“對等關稅”，還對世界其他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加征“對等關稅”，美國關稅政策已經形成了關稅墻，孤立自己，同世界作對，引發國際金融資本市場劇烈波動，挑戰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全球經濟增長面臨巨大不確定性。如何應對美國關稅訛詐，成為當前推動宏觀經濟穩定，防范化解系統性風險的重要內容。

美國加征“對等關稅”本質是關稅訛詐

關稅不是目標，而是手段。要理解美國“對等關稅”問題，必須分析其目標。盡管美國沒有對外公布“對等關稅”的終極目標，但從美國自身問題來看，超過36萬億美元的巨額國債顯然是特朗普政府需要直接面對的巨大挑戰。如果不解決債務問題，每年的利息就達到1.5萬億美元左右，特朗普任期內美國國債將超過40萬億美元，對特朗普政府執政空間產生巨大制約。近幾天，美國政府宣布緩征75個國家的“對等關稅”，評論認為重要原因是美國國債市場出現拋售引發國債收益率大幅飆升，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美國對國債的擔憂。潛在問題是，美國國債為何高位運行，主要原因在于美國是世界上貿易赤字最大的國家，必須長期借債為逆差融資，結果是美國國債大幅飆升。必須解決貿易赤字問題，才能逆轉美國國債風險上升的壓力。如何解決貿易赤字？特朗普政府認為加征關稅是必然選擇，這一點可以從開征“對等關稅”的測算公式得到驗證，即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是最重要的測算依據。特朗普政府希望通過關稅手段解決貿易赤字問題，促進財政增收，從根子上緩解國債上升壓力。

解決貿易赤字還有其他手段，為何特朗普特別看重關稅？從理論上看，深層次解決貿易失衡必須靠提振制造業的競爭力，促進出口。不管是從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看，還是從制造業產業鏈供應鏈配套看，美國都不具有比較優勢，通過市場手段重振美國制造業解決貿易赤字問題是很難的，這就需要尋求超常規的非市場手段。什么是非市場手段，《海湖莊園協議》成為當前華爾街熱議的焦點。這個協議包括美元貶值、債務重組、設立主權財富基金等條款，但這個協議需仰仗其他國家的配合。如果要效仿1985年廣場協議與1944年布雷頓森林協議，必須解決如何讓其他國家與美國合作的問題。當今世界，美國面對的既不是二戰后百廢待興的時期，也不是上世紀80年代美國主導的發達國家盟友之間的協定簽署問題，而是全世界，特別是還有眾多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協調。在此情況下，美國對其他國家施壓成為重要選項，特朗普認為關稅可以實現“一石多鳥”，既可以對其他國家施壓，也有助于增加財政收入緩解債務問題，還能緩解外部失衡，從而“對等關稅”成為美國訛詐他國的工具，成為美國施行霸權的手段。

要實施關稅訛詐，非對稱關稅將是常態。美國提出的“對等關稅”純屬自己捏造，缺乏世界各國的共識，也缺乏經濟理論的支撐，還違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對等關稅”名不符實。為達到目標，美國通過關稅對世界各國進行施壓，然后進行談判以獲取他所希望的利益。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些國家接受他的無理要求，屈服于美國，美國可能就降低關稅。同時，對于美國認為沒有獲得目標要價的國家，繼續保持高關稅。因而，美國關稅政策必然是非對稱的，而且非對稱關稅是常態，當前美國對中國關稅高于其他國家就不難理解了。

美國加征“對等關稅”動搖了二戰以來國際經貿合作的根基

影響面極廣。如果說疫情對全球的影響是被動沖擊，那么“對等關稅”則是有意之舉，雖然世界格外關注“對等關稅”對中美經貿合作的影響，但事實是世界各國都難以獨善其身，特朗普對大多數國家都加征“對等關稅”，在豁免談判期間，多數國家也適用10%的關稅，美國與大多數國家的貿易都遭受沖擊，這是美國“對等關稅”導致的直接影響。與此同時，美國加征“對等關稅”將導致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外部需求放緩對世界主要國家經濟產生下行壓力。除了實體經濟受影響之外，金融資本市場受到的影響也非常廣泛，世界主要資本市場都經歷了激烈波動，僅2025年4月3日至4日，美國納斯達克股指就下跌12%左右，與此同時，歐洲、日本、中國等股市都經歷了大幅波動。美元匯率呈現波動下行趨勢，其他國家貨幣波幅擴大，黃金價格升至歷史新高。

影響程度極高。從1929年至今近百年的時間里，除了二戰之外，全球最大的經濟衰退就是1929年引發的世界大蕭條，所以評估美國“對等關稅”的影響程度，必須高度警惕大蕭條問題的再現。觀察美國加征關稅帶來的影響，很多評論類比20世紀30年代世界大蕭條時期美國推出的霍利斯穆特關稅法案，此次美國加征關稅程度相比大蕭條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相比歷史上的高關稅政策，美國這次采取關稅手段不是單純出于經濟考慮，還希望通過加征關稅讓其他國家妥協，強迫對手接受美國提出的要價，通過關稅訛詐的做法，凸顯赤裸裸的霸權之道。盡管大蕭條的出現源于多種因素，但關稅戰顯然構成了其重要原因，從大蕭條所產生的影響來看，本次關稅產生的影響程度不容低估。

影響極其深遠。近年來，中美摩擦不斷升級，很多評論認為中美回不到過去了，美國加征“對等關稅”造成世界規則秩序的破壞，恐怕現在是世界再也回不到過去了。二戰以來，美國主導構建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等重要機構的設立，為全球穩定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美國加征“對等關稅”，摧毀了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經貿體系，動搖了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根基。房子舊了可以不斷裝修，但地基動搖了就很難再改善。美國試圖摧毀自身創造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短期影響國際商品服務的買賣，中期影響世界各國之間的分工合作體系，長期則可能促使世界重回叢林法則。“對等關稅”表面上造成貿易沖擊，深層次影響的是對未來發展預期，對全球不確定不穩定問題的擔憂加劇。

應對美國“對等關稅”需全面戰略謀劃

以高強度反制斗爭敦促美國回歸理性。以斗爭求安全則安全存，以斗爭求發展則發展興。中國不愿打、不怕打，關鍵時刻不得不打。美國對中國大幅加征關稅，純屬訛詐行為，并非所謂的對等。針對美國的行為，中國立即作出回應，持續加征關稅予以反制，并且對關鍵原材料進行出口管制，擴大不可靠實體清單，這些舉措目標不是脫鉤斷鏈，而是讓對手感受到反制帶來的挑戰，讓對手感受到沖突摩擦沒有贏家的道理，回歸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合則兩利、斗則俱傷等理性事實，合作共贏才是順應全球發展大勢的客觀選擇。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謀劃經濟社會發展新戰略。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形勢，必須著力調整經濟發展戰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托國際大循環，即原材料及市場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中國從外部進口原材料中間品，在國內生產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全世界。當前外部形勢急劇變化，全球經濟面臨巨大壓力，國際大循環不暢，擴大內需推動構建國內大循環成為重要戰略選擇。與此同時，通過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實施制度型開放，深化與外部特別是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穩定國際大循環，推動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不是簡單的內外循環，還是必須著力解決循環被“卡脖子”等問題，加快創新驅動，發展新質生產力，打通循環堵點淤點的必然選擇。

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新發展格局的構建不是一日之事，短期還難以釋放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作用。如何維護短期宏觀穩定，成為當前重要的任務。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可以加快落實已經確定的政策，加快債務發行，政策靠前發力。除此之外，還可以考慮財政退稅等手段。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目前存款準備金率在6%左右，主要發達國家是0，存款準備金率還有下調空間。針對當前的環境，任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儲備都是豐富應對美國“對等關稅”挑戰的工具箱。

守住底線，防范化解系統性風險。通過去年地方債置換，地方債風險得到有效控制，當前需要關注的是有些地方債壓力仍然較大，可以重點進行摸底，做到心中有數，適時加大債務置換規模。房地產存量房去庫存成為重中之重，政府受制于財力限制，大規模購買保障性住房可能受到制約，但可以考慮讓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購買存量房，然后用于保障性住房，這種方式可能涉及房價定價等問題，可以先做試點，再向全國推廣。與此同時，加快構建耐心資本入市的長效機制，為資本市場穩定提供制度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