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尋找經濟增長的“新三駕馬車”

2023年，俄烏沖突尚未停息、巴以沖突再度爆發，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全球貿易增速下滑。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背景下，中國經濟頂住外部壓力、克服內部困難，前三季度GDP實現同比增長5.2%，國民經濟延續回升向好的態勢，為實現全年發展目標打下堅實基礎。

2023年全球經濟面臨哪些挑戰？如何理解和應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外部政治經濟形勢？2024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底氣何在？圍繞上述問題，近日在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的百川論壇——“第三屆中國外部環境的變化與評估：亞洲的安全與未來”2023研討會上，21世紀經濟報道對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進行了專訪。

所謂“脫鉤”背離市場邏輯

《21世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全球經濟增速的基線預測值從2022年的3.5%降至2023年的3.0%和2024年的2.9%，遠低于3.8%的歷史（2000-2019年）平均水平。許多分析機構擔心全球經濟出現衰退風險，你認為原因有哪些？

鄭永年：目前全球市場對經濟衰退擔憂情緒上升，這種情緒當然非常可以理解。今年以來，國際資本對于全球政治經濟環境不確定性的擔憂顯著上升，主要有幾方面原因。一是俄烏沖突、巴以沖突等局部地區的爭端，目前仍未得到妥善解決。目前一些分析認為沖突還將持續，并可能形成一系列的地區沖突，這會進一步削弱國際資本的投資信心和預期。

二是國際地緣政治競爭進一步加劇。一些國家搞“小團體”“小圈子”，例如美國挑起“認同政治戰”，給地區的穩定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中美兩國是全球前兩大經濟體，經濟總量超過世界1/3、人口總數占世界近1/4、雙邊貿易額約占世界1/5，因此中美關系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甚至不止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還是當今世界秩序的兩根支柱。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關系，將決定未來的世界秩序走向何方。

三是各國內部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包括美國通脹帶來的美聯儲激進加息，對全球市場造成沖擊，中國自身也面臨總需求不足的挑戰。經濟是基礎，如果經濟不好，地緣政治局面可能更惡化；經濟發展穩定，也能減輕地緣政治壓力。

《21世紀》：你如何看待當前外商投資與利用外資的形勢？

鄭永年：我們要認識到，資本是流動的。美聯儲加息帶來的高利率，天然地會促使全球范圍內一些投機資本涌入美國金融市場，但這樣的資金流入沒有產生任何價值，它只是為了在利差中尋求短期套利，對流入地區的經濟助力作用相當有限。一個地方金融機構的資金短期性地涌入另一個地區的市場，如果沒有因此發生經濟活動，那么這就是一個純金融過程。資本的流進流出在一個正常區間內波動，這都是正常的。資本是要到處走的，哪里有機遇就去哪里，這也是科學的邏輯。

《21世紀》：與一些金融投機行為不同，產業資本還是看長期趨勢的。

鄭永年：這也是為什么中國一直在防范避免實體經濟過度金融化，以及金融的過度虛擬化。

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其實出現了一些道路選擇的錯誤，尤其是英國，過于強調金融業本身的發展而放棄了實體經濟。只強調金融業的做大做強，就會產生很多問題。美國現在提出“再工業化”其實也是重新強調實體經濟，提升實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

但這也并不意味著忽視金融的作用，如果缺少金融，經濟就沒有足夠的血液。實際上，利用中國的制度優勢，不僅可以發展多層次的金融市場，而且有機會可以發展得比其他國家和地區更好。因為金融是世界經濟的血液，我們要成為世界經濟的強國，就要看血液流到哪個角落。所以，實現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均衡發展非常重要。

《21世紀》：關于英美當前出現的過度金融化及其造成的問題，你在《中國敘事》一書里談到，這源于它們沒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為何這么說，能否展開談一談？

鄭永年：主要原因在于英美金融資本對其本國經濟的主導性過大，這是“里根革命”之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盛行的產物。在全球化時代下，美國的金融資本確實可以到處流動尋找投機標的，全球資本也在美國市場上投資賺取利差，這樣頻繁的金融投機活動雖然造就了一批金融巨鱷，但是并未增加本地稅收和就業，也導致財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社會分化，這是近些年美國民粹主義抬頭的根源。

其實美國過去就曾推行過國家資本主義，包括凱恩斯主義等等，但是美國類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到底能否解決該國現在的困境，我們仍然存疑。美國的政府治理目前面臨很多問題，比如對金融資本缺乏有效的管理。目前美國推行“再工業化”的戰略以及在國際貿易中采取“脫鉤斷鏈”等措施，也是美國政府采取的治理手段之一，但實際上真正轉移回到美國本土的產業相當有限，很多只是轉移到了墨西哥或越南等。這是因為，全球化時代下產業鏈供應鏈體系是基于國際勞動分工之上的，各個經濟體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已經形成了有利于共贏的勞動分工格局，那么現在破壞原有的勞動分工，其實是不符合資本利益的。

從“脫鉤”到“去風險”，我認為這是用納稅人的錢和行政的力量搞所謂“再工業化”，讓資本重新回流美國，但不是資本的邏輯，不是科技的邏輯，更不是市場的邏輯。資本應該是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去。

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單一市場優勢，從市場經濟和資本的邏輯來看，哪一家廠商愿意放棄中國市場呢？

中國要大力發展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與金融

《21世紀》：在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下，你認為中國產業經濟有哪些值得關注的機遇？

鄭永年：危機與機遇都是共存的。盡管這些年中美關系變化，中國在芯片制造等部分領域的科技創新遭遇“卡脖子”，但同時這也倒逼中國加快進行自主創新以及關鍵領域的技術突破。實際上，美國對一些商品進行出口管制，對美國相關企業產生了很大影響，它們失去了中國市場。

當美國在搞經濟民族主義、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時候，中國更要堅定推動全球化，并從中抓住機遇，例如“一帶一路”共建合作十年來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

除此之外，中國的產業門類是最齊全的，我國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制造業規模連續13年居世界首位。這奠定了中國經濟韌性的重要基礎。

更重要的是，中國擁有世界級規模的新能源產業，包括新能源汽車；同時還有依托互聯網科技發展起來的規模龐大的數字經濟，這都成為了中國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重要抓手。

如何鞏固已有的發展基礎，并且抓住這些新興經濟機遇，我認為關鍵還是要通過改革、開放與創新這三大法寶。其中，開放最重要，要推進制度型開放，推進規則標準制度與國際對接。中國可以根據資本的邏輯不斷推進和擴大開放，將開放從政策層面提升到制度層面，用制度和法律來保障，多研究多對接規則，這樣有利于引進外資利用外資。

《21世紀》：你提到中國要“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怎么理解這個概念？如何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鄭永年：所謂中等技術陷阱，是指發展中國家憑借低成本優勢承接發達國家成熟產業的產能轉移，但長期看，由于跨國公司始終將核心技術保留在母國，僅將成熟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也意味著，一旦成熟技術轉移的紅利被收割完畢，而發展中國家本土的企業又不能成功打開技術趕超的空間，其經濟增長就會進入長期相對停滯的狀態。

一個經濟體如果要從中等收入提升為發達經濟體，必須跨越中等技術陷阱，而技術升級是一個國家從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經濟體的關鍵與核心，如果無法實現技術的升級，就難以實現高質量的發展。

如何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呢？我認為，從歷史經驗來看，三個條件缺一不可：第一，必須具有一大批有能力經驗基礎科學研究的大學和科研機構。第二，必須有一大批能把基礎科研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專業機構。第三，必須有一個開放的金融系統，無論是基礎科研還是應用技術的轉換，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

《21世紀》：下一階段中國經濟的新動能有哪些方面？

鄭永年：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出口、投資、消費是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但是目前外部需求持續低迷，內需還在復蘇中，迫切需要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動能。所以我提出“新三駕馬車”，就是大力發展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與金融。須注意，這并不是要取代原有的“三駕馬車”，而是提供技術創新等方面的賦能，讓出口、投資、消費更有活力。

我最近提出了關于“如何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概念。從歐美到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的經驗，以及一些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的教訓來看，一些國家和地區往往因為沒有推動基于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導致很難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更遑論高質量發展。

中國有很好的基礎科研條件與實力，同時有為應用技術提供落地的廣闊場景，又有上海、香港等金融中心，因此目前只需要通過改革開放創新，把技術、人才、資本等要素優勢發揮出來，就能釋放強大能量。